钱钟书先生曾写《林纾的翻译》一文，因此我下面这些不知深浅的文字，感觉只能用“先生”二字称呼，翻译成英语是 teacher 和 master 叠加的意思。先生说：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留下一个回复刘以鬯被香港人称作“老香港”，有香港文坛教父之誉。而他自己则说：“我是上海出生、长大、读书和做工的。”1918年十二月出生在上海的刘以鬯，是典型的老上海了。三十年后的1948年底，他从上海去了香港，定居七十年后终老于斯，当然可称“老香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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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一词起源于现代历史上的一次争论，但参与争论者都没有想到，在他们身后，这个词有了它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文学与文化史内涵，更成为新千年之后，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的正面表达。但与其他重要程度相似的名词相比，海派的定义至今仍不明确，包括它整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它是一个概念，怎么定义这个概念所依托的理论结构？如果它是一种风格，怎么描述它的美学特性与影响？
留下一个回复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上海一地的文学无疑是“新时期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先后涌现出白桦、宗福先、沙叶新、俞天白、赵长天、孙颙、王安忆、陈村、赵丽宏、程乃珊、叶辛、陆星儿、卢新华、周惟波、王小鹰、王晓玉、彭瑞高、王周生、殷惠芬、沈善增等一大批重要作家，他们都有长期生活积累和文字磨练，取材广博，小说、诗歌、话剧、散文几乎无体不备
留下一个回复近代报刊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在中国出现并发展，除了技术进步（如通讯技术、印刷基础）提供了必要前提外，一定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这就是商品经济的推动、政治环境的许可、文化背景的认同。如果将商品经济比作动力，政治环境比作空气，那么文化接受和认同就是土壤。三者缺一不可。
留下一个回复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一些作家和作品被我们的现代文学史有意或无意地遗漏了。他们曾经也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但是由于作品风格与建国后的主流文艺样式不符，因而遭到文学史家的摈弃，于是也就远离于后代读者的视野。
留下一个回复入夏以来在南通闲居。这是流水环绕的城市，位于长江入海口，风夹带着海洋气息，昼有鸟叫，夜有蛙鸣。午后泡一杯藿香茶，坐在高背藤椅里读开卷文丛二辑中李君维先生的《人书俱老》卷。
留下一个回复西方文化因素的介入，使得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之间产生强烈的身份差异。其中深刻，甚至本体性的影响“京派”知识分子的，则是西方千形万象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所共有的、东西辗转中所不失的自由核心理念
留下一个回复文学的地域性体现出文化个性的多元、丰富和生命力。地域文化影响作家的思维方式、气质脾性和审美志趣，孕育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在全球化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文学的地域性是否更加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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