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档案

上海市作协会员简平曾这样评价程乃珊的《上海探戈》她是老克勒的后代，却对小市民也十分关注。“老克勒和小市民是构成上海最为生动的探戈舞步的两个层面，他们的追求和奋斗，他们的生存和变迁，足以阐释一部上海史。”

东方网4月23日消息据《东方早报》报道，“日日见到的那个街口摆修阳伞摊的老头子一夜之间抖掉几十年的霉相，被锃亮的小汽车接走了，原来他是昔年上海滩的金融巨头，今华尔街某银行老板还是他昔日的学生，随后人们频频在媒体荧屏上见到他；当年抄家时将资本家往死里整的那个小将从深圳淘金回来已比资本家还资本家；一个以做保姆为生的孤老在为东家擦窗时不慎跌下身亡，贴身缠着的腰带内各种金刚钻、翡翠、白金块滚了一地，原来她是隐姓埋名多年的某位上海名媛……”这是程乃珊记忆中1980年代上海的故事。

她始终记得，当花样年华的他们遭遇了变革后的大时代，一潭死水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传奇”二字令他们羡慕欣喜、烦躁和蠢蠢欲动。即便在二十年后回忆起那个时代，她依然保有热情，她写道“传奇是大时代在蜕变转型中不同价值观和审美观互相碰撞后促成的机会和提供的空间，为了追逐传奇，原先稳定的婚姻破裂了 阿迪鞋，随遇而安吃大锅饭的平静心态给打破了，深埋多年的难解情结袒露了……街头巷尾，饭后茶余，听到不少故事，我就把它们如实记录下来，因此有了《蓝屋》，有了《穷街》，有了《女儿经》……”她把一切都归于时代，而自己退居记录者的身份，殊不知久而久之，她也变成了传奇。

1983年，程乃珊凭借《蓝屋》获得《钟山》首届文学奖，轰动一时。小说的内容很简单主人公顾传辉寻亲偶然发现自己的父亲竟然是当年1930年代上海滩的豪门巨富，顾传辉出于私心对豪宅蓝屋充满向往，而顾传辉的父亲、中学教师顾鸿飞，当年为了追求自由理想的爱情而与资产阶级家庭决裂，从蓝屋出走，对顾传辉的想法嗤之以鼻。最后顾传飞终于明白在不劳而获的贪欲和自尊自强的奋斗之间应该如何选择。

令人意外的是，在小说中，“蓝屋”代表着过时的奢靡精致的生活方式和不求进取的生活态度，这与我们印象中程乃珊对“蓝屋”的原型“绿屋”的喜爱无疑是违背的。而当我们将它还原至历史中，这一切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旧上海传统的流光溢彩的形象在主流话语中消失了，作为大都会的上海被置换为新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划和地理位置，旧上海的情趣与市民日常生活被有意忽略或掩盖在“大历史”叙事的时代洪流中。“文革”时期，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令上海的城市文学销声匿迹，作家们都以描写工农兵和农村生活为己任，对于都市生活则往往不敢涉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程乃珊登上了文坛，写出了《蓝屋》。当年，围绕着顾传辉该不该回到蓝屋，甚至引起了一场社会大讨论。

陈村说“当时她写的《蓝屋》，她的兄长去了西北参加建设，是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所以这个兄长的形象在她心里也很重，她就愿意去讴歌这样的人物，我当时说她是毛说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我觉得《蓝屋》这个故事中家里的本意是不成立的，因为人是不喜欢把自己的房子交给别人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写作总是会有一些扭曲，有一些言不由衷，对她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后来她更为本色了，革命的话题离她比较远，她所欣赏的生活方式，她所喜欢的年代和人物，其实都不是那种要求进步的青年的形象，而是另外一种。所以后来她从这一面去写一些有关的老的故事、人物，才更像她。”

程乃珊心中终究是爱蓝屋的，她曾多次表示，她太喜欢“蓝屋”这个名字了，并打算重写《蓝屋》，“过去写得太肤浅”。此后，她一次次描绘起“绿屋”，这座位于北京西路铜仁路交界处的绿色砖面外墙建筑在她笔下矫枉过正，“犹如一抹烟笼翠绿的都市中的苏堤柳荫”。在《上海探戈》中，绿屋是“中西文化荟萃的风火炉中千锤百炼的一颗金丹,闪耀着海派的华彩”。程乃珊对绿屋的迷恋和推崇，背后是她对海派文化愈加深刻的认同。

事实上，这栋昔日曾被誉为“远东第一豪宅”的绿墙圆形建筑背后所承载的沧桑历史和凄美传奇，一点都不输给小说。程乃珊与绿屋的传奇，也丝毫不输给小说的传奇。“绿屋”是由曾经的“颜料大王”吴同文所建。房子由当时著名的建筑师邬达克为其亲自设计。“文革”开始后没多久，吴同文就因经受不住打击而同姨太太一起在房子里牵手自杀了。这栋童年每每经过的绿屋给程乃珊留下了深刻印象，孰能料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她结婚之时却忽然发现，原来她所嫁之人正是吴同文的后人严尔纯。

她曾对王小鹰说，现在涌出来很多写上海的作家，但是他们写的上海不真实，有很多扭曲的地方，尤其是写她那个阶层的生活，好像永远是醉生梦死的。而事实上，“她觉得其实像她的祖父这种金融家，是很辛苦很努力创业的，有了财富以后也不是挥霍无度的暴发户，而是有腔调、有品位、守规矩的，这才是老克勒。她写的老上海是贴肉的。”王小鹰说。

程乃珊出生在新闸路西康路一带。该怎么描述这个地理位置呢？拿程乃珊的话来说，这里面也“有一段信不信由你的奇缘”。1970年代，程乃珊去看友人，却发觉那栋带花园的三楼沿街洋房十分熟悉，尽管它已经成为72家房客的大杂院，她却熟门熟路地找到扶梯上了楼，特别是天花板上一小节残留的水管，越看越亲切。回家一问她才知道，那里从前是一个犹太医生开的私人产院，她就出生在三楼的产房。

程乃珊出身显赫，她的祖父是香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她自身也受过良好的教育。陈子善评价她的文学创作时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她的描写对象多是上海文化界、经济界的人士，还有他们一辈人经历过的沧桑历史。她的审美趣味，文章细腻，写上海的时尚、服装、音乐、文学各方面，所以像她这样的作家是上海某一方面的代表，专门以近代以来的上海的文化、经济的变迁为对象来进行创作的。尤其写上海的女性，写得非常好。”

上海市作协会员简平曾这样评价程乃珊的《上海探戈》她是老克勒的后代，却对小市民也十分关注。“老克勒和小市民是构成上海最为生动的探戈舞步的两个层面，他们的追求和奋斗，他们的生存和变迁，足以阐释一部上海史。上海是不讲官宦的，也没有可以上溯的贵族血统，上海就是一个小市民涌动并力争上游，且可从中脱颖而出、变”流民”为”绅士”的海派城市，而程乃珊恰恰得天独厚地融入了其中。”

简平回忆道，“20多年前，我曾去程乃珊当时教书的学校看她。那所中学在杨浦区的惠民路上，逼仄、潮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学校门前有几只开了盖的马桶，那是对面弄堂里的住家洗刷完后拎出来晒太阳的。程乃珊每天在静安寺和惠民路间往返，就像穿越两个截然不同的部落。这段生活让她切实地走进了小市民阶层，并且对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了深刻的洞察和理解。她的《穷街》正是这段生活的印记。而《蓝屋》和《穷街》这两部小说恰恰构成了上海滩最精彩的两个层面的生活，同时也体现了程乃珊上海题材写作的认识价值。”

《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海上萨克斯风》、《上海女人》，从2000年起，程乃珊开始正式涉足与老上海有关的纪实文学写作，她将自己后期的写作标记为“非虚构写作”。她不仅写作，也在现实中重建“老克勒”的传统，与沪上的名媛克勒们组成“克勒门”，一点点拾捡海派文化。程乃珊四处寻找上海老人，听他们讲述关于老上海的故事。“我要做的，就是将老上海那些被时间蒙尘的传奇发掘和再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晓并且记住。”程乃珊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