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档案

周末的下午，时髦的武汉天地，红男绿女穿梭其间。咖啡馆一角，却别有一番安静。鹅黄色九分裤，黑色长款开衫，再搭配一双浅口鞋，椅背上挂着一个白色帆布包，身前摊放着新一期的《世界文学》——62岁的池莉，走过时光和岁月，却没有繁复冗杂，知性而利索，犹如她新小说的模样。

池莉说：“十年前交掉上一部书稿，我就想，经典的、平庸的长篇，有那么多人写过了，足够了。再写，就要一定要有所突破，哪怕会失败。”

时隔十年，池莉最新长篇小说《大树小虫》出版。写的还是她最熟悉的武汉，但她的文字再不是以前潮湿温润的模样，故事里的女性们似乎也没有了过往的优雅风情，连小说结构也几乎是颠覆的、不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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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新作：

完全颠覆自己

“如果还写那样的长篇，那我宁愿不写。虽然现在这样写，有很大的失败的风险，但这种危险感，让我觉得有意思，后来越写，越觉得很有意思。”池莉说。

新书近40万字，其结构、线索的复杂性，体量的庞大，时空的深广度都远远超过此前池莉的所有作品，但最鲜见的颠覆还是结构上的强烈不对称，全书仅由两章构成，其中第二章篇幅不足全篇的五分之一。如此这般看上去第一章当然是作品的绝对主干，但第二章又绝对割舍不得，去掉了作品就不完整。书的第一章，池莉又大胆采用了“树形”叙事结构，12个主要人物，除了两对夫妻分别对应两个章节外，每个人的故事都独立成篇。每个独立的篇目都是一部个人成长史，部分细节又在别人的成长史中得以补充、丰富，故事盘根错节。

“可以说是互相渗透、互相交缠、互相影响的，经典小说分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但这次‘配角’也都用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过去同一件事最多只能通过两三个角度来解读、阐释，但这次我可以上下左右，里里外外地从七八个不同的角度来讲述同一件事，这很有意思。”

其次颠覆的是语言。“我很早就立志要改，一直没有机会，这次这个结构，适合我做些尝试，返璞归真。”池莉有些兴奋，她欣欣然地告诉笔者，写作《大树小虫》，是一个主动去掉虚词，尽可能剔除形容词和副词的过程，“我略掉了几十万个‘的地得’，多用人物的动作，用表情，用短句来表达内在的情绪，希望从阅读转化成视觉能够更短、更迅捷。”

“这是一本很物理的小说。”池莉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语言上的洗练，而是创作本身受到了“相对论”的巨大影响。女作家不仅选择了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形象解释作为题记：“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动，它没有注意到自己爬过的轨迹其实是弯曲的，而我很幸运地注意到了。”在采访中，她反复地“科普”诞生于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有一个时空弯曲，你知道这里面会发生多少变化吗，这很吸引我。”原来，人性的复杂幽微，以及因此所演绎出的人世百态，依旧是池莉最想要旁观、描摹的，只是这一次她野心更大，第三代人精致而又精确的“成功”轨迹背后，还裹藏着相对论发表100年来的中国现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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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往：鸭脖子的故事

颠覆或者创新，对池莉来说，从来都不是难事。比如现在大小店铺遍布全国，已经催生出三家上市公司的“鸭脖子”，其实本来并不是武汉传统小吃，甚至可以说完全是池莉在小说《生活秀》里“无中生有”得来的。“我虚构了吉庆街的一个小摊，虚构了卤菜鸭脖子，我用想象力将鸭脖子切成一段一段，在小摊上摆放整齐。”对于此，池莉是有几分得意的。

一方面，她得意于自己是一个“美食家”。跟她吃饭，她会详细介绍武汉名菜黄焖圆子的做法，“湖北人家家户户过年少不了圆子，这里面有肉、鱼肉、肥膘丁、鸡蛋、荸荠丁、生粉、姜末，看似家常，其实很费功夫，现在很多店都不做了。”她会不翻动鱼的身子，就用一把勺子剃干净一条武昌鱼的刺，盘里剩下的是大块大块完整的鱼肉。池莉说：“你怎样对待食物，你就有怎样的世界观。你怎样吃，你就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的写作，也几乎不可能不写到人物与食物的关系，她说，这是“自然而然的”。

另一方面，她也得意于自己对吉庆街和鸭脖子的“发掘”。在小说《生活秀》之前，偶有外地人来武汉，总是要去江汉路游览一番。江汉路步行街，犹如上海的南京路，商业化得漂亮，但却不是最地道的武汉。而池莉把吉庆街写出了声色滋味，小说发表后吉庆街夜市里吹拉弹唱的老者，巷子里的小吃，那最生活、最市井的面貌，都让全国读者心心念念。

“不过，当时在吉庆街做卤菜不赚钱，只有那种极窄的巷子门面，靠边一只汽油桶改造的炉子，架一口铁锅，八角桂皮五香卤一些猪蹄子、顺风、口条，偶有只把两只鸡鸭。鸡脖子鸭脖子都属于下脚料，不算菜，都是最后打烊，店主自己挑出来，就着鸭脖子喝两口小酒解个乏，而已。”池莉告诉笔者，有一次偶然被她看到，“我脑子顿时一亮，就把鸭脖子挑了出来。”于是，《生活秀》里的来双扬，有一双修长的手，做了红指甲，守在鸭脖子的小摊前，天生丽质难自弃，“试想如果一个卖鸭脖子的女子，能够卖得如此清高淡定，还有什么样的命运能够摧残她呢？”

后来“鸭脖子”随着小说的获奖，随着小说改编影视作品的走红而闻名全国。“忽然有一天，我发现鸭脖子居然在神州大地，流行开来。各种各样的商标、品牌、口味，各种各样的广告编排出各种各样的悠久历史、传奇故事，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哑然失笑之外，池莉说起第一个到北京开“来双扬鸭脖子店”的个体户刘琼，“当时央视采访她，她对我千谢万谢，说我让她的全家，一举脱贫致富，做成了鸭脖子事业。当时我看了电视，也热泪盈眶。有刘琼这一句真诚的感动与感谢，我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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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文学：要写人和生活

关注最普通人的生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也改善、甚至改变一些人的生活和命运，甚至去经典化，这其实是文学最初便带给池莉的温暖和动力，由始至此。

池莉的成名作，《烦恼人生》便是她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顿悟“我们今天的这生活不是文学名著中的那生活”，去掉诗意和浪漫后的一次探索。小说通过轧钢厂操作工印家厚一天的生活经历，十分详尽地展现了当代普通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和不尽的烦恼：狭小的住房，微薄的工资，上有老下有小的艰难处境，每天上班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拥挤的公共汽车和轮渡，被人诬陷、被领导批评的烦心事，等等……“当时就发表在《上海文学》1987年第8期，可以说一炮打响，头条，配照片，配评论，上海是我的文学福地。”池莉说。

比起横扫当时国内最高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十多个奖项的风光，比起被评论认为“开启了‘新写实小说’这一小说流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池莉说她更感动于普通读者的热爱和欢喜。“那时候，那些排队买《小说月报》的老老少少，真的叫我热泪盈眶。那般赤诚，是一个时代对文学的信仰，我跟自己说‘要好好写啊’。后来我再乘坐渡轮去武钢，渡轮因为我的小说，特地配了顶棚，给工人们挡风，工人们都很感激我，全船上下两层都在为我鼓掌，当时真的觉得文学不仅是文学，是可以改变人们生活的，‘要好好写啊’。”

这么多年过去，池莉一直在好好写，带着她对武汉这座城市的感情，带着她对生活细微之处的洞察，也带着她对世俗生活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的理解。《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你以为你是谁》《云破处》……她写的每一缕人间烟火都带着温情。她说自己并不是要写武汉，而是要写人和生活。但正如《大树小虫》封底上所写的，“两个人的结合，两个家族的联姻，延展出三代人近百年的跌宕命运。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宛如一条曲折又动人的长河。”

记者手记

敬畏之心

《大树小虫》没有惯常小说的那些习惯和套路，也没有后记，没有跋。书的第430页，是第二章故事的结束，也仿佛是一个开始。池莉写完“新年钟声一响，人类齐刷刷地，将他们的日历，翻开了新的一年”，便只留下几行字——构思于2010—2015年，初稿于2015—2016年，二稿于2016—2017年，完稿于2017—2018年，修改于2018年冬—2019年春。

摩挲着这短短五行字，似乎可以看见作家对文字的一份真诚和执着，也能依稀感受到一本小说打磨的曲折和不易。池莉说，落笔时候，以为框架、人物、逻辑和语言都已经构思成熟，自己也没有想到还会改那么多稿，“掉了十几斤体重，最后卖掉了十几斤、快二十斤的资料。”池莉笑说，自己现在看到电脑还瑟瑟发抖，再写大长篇真还得缓缓力气。打趣之间，其实是对文学的一份敬畏之心。她说，下一次写作还没有计划，要等自己真正想要写、也能写的时候。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 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