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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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小姐打断说，“方块豆腐干”，我已经听到了，有啥事体。同学说，大橱，五斗橱里，所有女阿飞衣裳，自家主动交出来。香港小姐说，为啥。同学说，剪刀有吧，当了革命小将的面，自家统统剪光。香港小姐说，全部剪光，叫我赤膊，我不答应。
　　
　　《繁花》与改良派“沪语写作”
　　
　　沪语写作是《繁花》被讨论非常多的部分，尽管金宇澄通过多次修订已经让非江浙人也能读得懂这部小说，但是吴方言的风格和韵味在小说现在的版本中依然处处可寻。上述的段落来自小说第九章“文革”期间书中人物的一段对话，阿飞、瘪三、事体……都是上海话或吴语中使用的语言。
　　
　　吴方言的小说金宇澄当然不是第一个这样写作的人，但是如果追至民国时期的吴方言小说，“一般是怎么说就怎么记下来，有很多是外地读者看不明白的，用一些拟音字。再一种是上海官话，基本是用书面语，如果希望更多的人来看懂，肯定要做这方面的改良。”金宇澄道。
　　
　　而对于郑理所说《繁花》中有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语言表达，金宇澄予以承认，他说这是有意的。传统语言中很多好的内容，他希望延续下来。“这也符合现在的观念，为什么大家会买旧椅子、旧桌子，因为起码有装饰性。过去一个阶段认为，是要打破的东西，现在变成挺好的。”民国时代鸳鸯蝴蝶派的语言在今天的苏州评话里也经常使用，文绉绉是很多人对此的形容。因为这样，也有读者跟金宇澄说，看《繁花》就像看老先生讲话，句子里有民国的味道。
　　
　　金宇澄对吴方言在小说中的“改良”使用达到了他希望的效果，程永新说，谈《繁花》就不能不谈语言，因为它提供了吴方言进入小说的可能性。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业松则认为《繁花》运用了大量上海方言土语，但是在内容上它绝不仅仅是地方小说和方言小说。“它是一个处理最近几十年当代史和当代生活的小说，在中位层面处理我们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和中国人生活，在内容方面有广大的包含。应该肯定它从地方生活出发，具有广大的覆盖和涉及，由城市到乡村，由地方到全国，由中国到世界，它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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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宝说，讲啥呢。雪芝笑了。阿宝说，明白了。雪芝说，讲讲看。阿宝说，我讲了。雪芝睁大眼睛。阿宝说，我就讲，我是雪芝男朋友。雪芝笑起来说，聪明，也是坏。两个人笑笑。阿宝沉吟说，真的不要紧。
　　
　　闲谈、闲聊和对话中的沪上生活
　　
　　初读《繁花》的有些读者可能会不适应金宇澄的写作方式，他有许多的段落都是以“A说，……B说，……”的方式写就，大量的对话体，聚集在一起，这样的对话体短句写作方式是除了方言写作之外，这本书语言上的另一个特点。
　　
　　金宇澄在最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就刻意选择了这样的方式，他说传统话本里就是这么讲话的，过去没有那么多的标点符号，最早就是一个点，后来也只有逗号和句号，但是大家都能看得懂。“日本也有这样的作家，对话来来去去这么写，大概是东方人的原因？血液里面的东西。”
　　
　　金宇澄说如果把所有对话分列开，《繁花》估计得分出5本来出了。“当时在网上，真有人热心给我分开了，说‘你这么密，我怎么看呐，帮你分行了。’现在还在网上呢。我说，分开我就写不下去了，另起一行怎么写？成剧本了。连在一起的对话，也含有叙述的意思。”
　　
　　对于这样一部谈话体占多数的作品，张业松倒是觉得一群人就是在这样的讲述中，道出了上海几十年的历史。这几十年里上海的变化很大，就是在人们语言中，建立起了一个生活的整体，提供了一个想象这种生活的示范。“这种谈话为展开上海生活提供了一个可能，把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分裂的上海生活整合起来。在这样讲的过程当中，作者或者作品里面的这群人，实际上也是在回顾、反思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在确认自己的生活。我们这样活着，你说我们俗，我们有这样很精神的生活，你说我们只关心鸡毛蒜皮的东西，我们其实也接触非常广大的主题，比如国际贸易、跨区域交往，城市人有很多朋友在农村、国家很边缘的区域生活，这些经验也都回来，这些生活在改变我们的朋友，也在改变我们自身，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尤其这段历史包括中国最近几十年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我们自己，有些变化我们可能永远没办法去理解，但是最终它在一个中位的可以自我讲述的层面，把这些信息都包含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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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小姑娘，领沪生进了店堂。收音机播放本滩，丁是娥《燕燕做媒》，悠扬至极。沪生走过一排理发椅子，到二楼，一扇房门敞开，银凤抱了囡囡吃奶，上三楼。小毛听到响声，挡到门口，警惕说，做啥，快下去。大妹妹说，人客来了呀……小毛一回头，大妹妹与兰兰手脚更快，拉开碗橱，每人捞了一只红烧百叶结，一块糖醋小排。”
　　
　　上海生活的剖面图，或是博物馆
　　
　　弄堂、本滩、糖醋小排……上海生活的面貌就是通过这些细节展现在读者面前，难怪程永新认为《繁花》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
　　
　　“《繁花》是剖面图，可以看到上海人的生活。”金宇澄特意强调，这个剖面图不是什么旗袍，不是什么30年代，这些都是表面，他要体现的是深入的上海市民生活，这其中有很多习惯值得写。“在定量供应粮食的年代，有人批评上海说‘全中国半两面值的粮票，只有上海有。’说这话的人是很不屑的。但是上海人听了会笑，因为这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北方吃油条一般是论斤卖，而上海一根油条、一块蛋糕是半两粮票，可以零卖，外面苹果辣椒都标价零卖。上海人不习惯光吃油条，要剪成小段蘸酱油。半两粮票可以买一碗小馄饨，下午两三点吃一碗很舒服，要是北方人进店要半斤，人家得端来10碗。”
　　
　　而对于程永新的“博物馆说”，金宇澄觉得这是美誉，他喜欢写这样的生活百态，因为小说是需要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支撑的。“西方小说会把细节讲得特别清楚，例如DISCOVERY频道，一些纪录片信息量都很大，会从技术的角度、知识角度，各方面很仔细，每个螺丝钉都会告诉你。我特别欣赏这种严谨的方式，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可能会留下一些这样的痕迹。西方作家比较讲究这种真实性，写得逼真，很多信息量，增加了作品的可看性，这是一个好办法。写小说，老舍先生讲过，要‘上知绸缎，下知葱蒜’，不断地要有小花样出来，展现人生丰富性。干吗不让大家看了喜欢呢，我知道的话就多讲一点。”
　　
　　“《繁花》填补了当代南方城市小说的空白。与王朔的新京味小说比较，王朔主要是破，是打碎；《繁花》作为南方城市小说的代表，它主要是立，是建造。”程永新认为在金宇澄建筑的这个博物馆里，分成两个时期或两个部分，一个时期是六七十年代，另一个时期是八九十年代。“徜徉这座博物馆中，你可以观赏到拥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种种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比如出游、比如饭局、比如看电影、比如谈生意等等。很多年以后，人们要了解20世纪的上海，就会去读《繁花》，就像我们会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感受当年的巴黎一样。《繁花》正是因此变成了绕不过去的一部作品，正是因此变成了对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的一个动荡时代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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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庆路只搬来一只小台子，挂一面镜子，可以做账，也可以梳妆。有次陶陶夜半醒来，身边无人，小台子开一盏灯，照出小琴身影。陶陶说，吓我一跳，写啥呢。小琴说，写心里的想法。陶陶说，正常女人，不要学这一套。小琴笑笑，簿子锁进抽屉，走过来，灯光里几乎透明。”
　　
　　海派文学新样式
　　
　　“整部小说几乎全由闲谈、闲聊和对话组成。小说延伸了城市生活的‘不一致’和错综复杂的局面，小心翼翼的嘲讽，咄咄逼人的漫画，暗藏时尚与流行，还原了上海的生活地图和人情世故，哪怕是琐碎卑微、世俗而充斥着人间烟火气。”
　　
　　程德培在评论《繁花》时如是说，这也引出了人们对《繁花》是新海派文学代表作的说法。在这篇文章里寻找《繁花》的传统时，程德培提到了《海上花列传》，他甚至说“再往上可能就是《红楼梦》了”。程永新觉得这样的说法是对《繁花》非常高的肯定，《繁花》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和地域文化的关系，一个是和传统的关系。这两者让程永新认为《繁花》可以作为海派文学新出现的代表作。
　　
　　评论家黄平认为，上海在过去一百年里，文学的描写方式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茅盾《子夜》里史诗的写法，到张爱玲的“传奇”式写法，再到现在金宇澄的“故事”式写作。他说《繁花》中人物的情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法提供意义感了，生活就像河水一样，缓慢地漫过了这一切，这是现代人的一种处境。
　　
　　而在2006年周立波海派清口受到广泛关注后，郑理认为这对上海文化也有带动作用，上海创作界一直呼吁能有一部真正体现上海的东西出来，在人们还在寄希望于王安忆、陈村等作家的时候，突然就冒出来了金宇澄。金宇澄的上海和王安忆的上海又完全不一样，“王安忆的《长恨歌》等作品建构的是她自己的关于上海的天地，金宇澄更加贴近底层的老百姓，有点像他后记里写的，他要做一个‘说书先生’，放下身段，把这种市井、街巷里的闲言碎语、俚曲搜罗在一起，通过这个东西来呈现60年代和90年代这两个时段的人情世态。你要了解60年代、90年代的上海，就要看《繁花》。”
　　
　　对于要不要用“海派”给自己归类，金宇澄倒是并不在意，他说写作的时候没想过是不是海派，但是他知道这部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很多上海读者是喜欢的，而且也有北方的读者表达了喜爱之意，他很高兴。虽然书名叫《繁花》，但是人不可能像花朵一样，开到最后还是一朵花。“那么多的 人，一代一代过来，一生顶多一百年，人到最后都是很悲哀的，就像一朵花最后枯萎了，最多只能保持自己的淡定。”
　　
　　新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