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档案

管新生、管燕草父女联袂创作《工人》三部曲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我真心实意地希望上海工人作家能够写出描写工人生活的书，我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

小说的封腰上，有我写的一段话：“海派文化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繁华与糜烂同体共生；另一个是现代工业发展中工人力量的生长。缺失工人命运的海派文化是不完整的。”这是我在十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海派文学的两个传统》里说的话。工人题材的创作应该是海派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以前学术界谈论海派文化时有顾虑，往往把左翼文化从海派文化里撇开。我有个朋友，编过几种海派文学作品选，我问他为什么不编入鲁迅茅盾的作品，他说他没有勇气这样编，怕被人说是贬低了左翼作家。当时在研究者心目中，海派文化是比较低层次的。所以我极力主张海派文化的概念里应该包括工人的文化，也包括左翼文化。如果把这些元素抹煞掉，上海就不像上海了。

工人题材写得好的不多，其难度在于如何进行审美表达

从文学角度来说，海派文学有一条传统是从《海上花列传》开始的，这条线索可以延续到三十年代现代主义、唯美主义和颓废倾向的文学，从上海租界文化开始，逐步形成了一个华洋结合的上层建筑文化，这是大家认定的海派文化。但是实际上“海派”是有一个底子的，它之所以在上层建筑建设中出现那么多的现代文化因素，就是因为上海是一个有工业发展基础的城市，是中国现代以来最重要的工业基地，有了现代工业发展才有了现代产业工人，才有了无产阶级，才有了革命运动；同时也有了现代化的一切。这是一个基础。

对于这个基础，海派文学发展中也不是没有表现。起点就是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写杨树浦烟草公司的女工和流浪知识分子的感情交流；慢慢发展到左翼文艺运动，像蒋光慈的《短裤党》写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写了瞿秋白领导工人武装起义的场景；到30年代，出现了茅盾的代表作《子夜》，他一面写资本家买办等上流社会的糜烂生活，我把它称之为繁荣与糜烂同体生成的传统，另外一个就是写工人斗争，当然茅盾写工人运动写得不好，但是他努力要开拓那领域的生活，《子夜》算是海派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再往后两个传统就分开了。海派的繁华与糜烂方面，我今天具体不讨论了，那个传统后来在张爱玲小说上面有所发展。今天要说的是另外有一条写工人的传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在写工商业改造的同时，展开了对一批纱厂女工生活的描写，主人公汤阿英，就是一个纱厂女工。

还有一部小说，现在很少有人谈到，但我很喜欢，艾明之写的《火种》，写的是真正的工人生活史，而且写的就是上海的工人，我在四十多年前看的，到现在还记得，那个主人公在城隍庙九曲桥相亲，后来被骗到煤矿当工人等等，很多细节都印在脑子里。他也写工人运动，写三次工人武装革命。但是很可惜，艾明之好像没有写完“文革”就开始，这本书现在没有重新出版很可惜，这本书非常有价值，不仅仅写工人，还写海派工人，很多细节都是写上海文化的，艾明之是一个有意识写上海工人的作家。

经过“文革”以后，这几年工业题材比较衰弱。以前胡万春等一批工人作家确实写了很多工人的题材，但那个时代的工人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被符号化了。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很真实的工人形象。这几年因为工人题材越来越少，也不完全是作家不愿意写，或者说不重视工人题材，不是这个意思，工人题材确实有很多局限，怎么把工人题材写好，这是一个在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所以管新生、管燕草父女能够把这个题材拿起来进行有意识的开拓，是应该关注的。工人题材以前尽管有，但是写得好的不多，为什么好的不多？这个题材如何进行审美表达？本来是存在困难的。农村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本来就有一个稳定的美学风格在里面。而工人生活在现代都市里，就像我们这个移民城市，工人群体是流动的，他是从农村各个地方，涌到上海大都市，也有可能再流动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如何把握像工人这样一种跟农村天然联系，但又是一个通过出卖劳动力的生产方式而脱胎换骨形成新的阶层，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很成功地在美学上把它表达出来。

用文学创作塑造当下工人形象及生活处境、精神面貌，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重要的例证

所谓“工人阶级”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是在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中体现出来的。中国的工人运动历史不长，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时间也很晚，从南通张謇搞实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早期阶段，因为世界大战发生，民族工业崛起，那个时候开始有了比较成熟的工人意识。也就是说，当工人刚刚开始形成一个尚不自觉的阶级的时候，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到达了，中国革命也不是因为中国有了成熟的工人阶级为基础，才有了革命的觉悟和可能，而是从俄罗斯输入了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思想，首先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这种思想，然后把它寄植在工人阶级之上，认定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共产党就是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所以，中国革命一直到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农村包围城市”以后，革命中心才逐步转移到农村，之前历任党的领导都是偏重于工人运动，党中央的办公室都设在上海。为什么？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只有在上海才有强大的工人力量可以依靠，从陈独秀瞿秋白到李立三到王明基本上都是走这条路，中共中央一度还推出一个工人领袖当总书记。但是走这条路都失败了，证明后来毛泽东走农村的道路才能够获得革命胜利。正因为前一条城市革命的路线后来被遮蔽了，我们主流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写农村革命题材的很多而写工人斗争题材很少。

后来文学创作的空白跟这个有点关系。过去有一个电影《革命家庭》，夏衍写的剧本，于蓝主演，很快就受到批判，原因是没有写农村包围城市，“为错误路线招魂”等等。所以工人题材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人写，也不在于有没有人看，关键还是在工人运动的历史发展中，自身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也没有很好地鼓励作家去探索。其实工人的问题到今天也是存在的，很多国有企业转型，外资企业进来，工人提升到白领，大批农民工进城等等现象，都有很复杂的内涵，这个内涵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给予很好的研究和解决。但是这并不重要。人文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由文学通过感性的创作来完成，文学从来就应该走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前面，用文学创作塑造出当下真实的工人形象及其生活处境，描写他们复杂的精神面貌，反过来再由文学评论来阐述其意义，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提供重要的例证。这要比所谓的数据、表格、统计调查等研究方法更加真实更加有血有肉。

关键还是文学创作要真实，要真正把工人在现阶段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它的思想结构如实地表现出来，为以后研究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工人现状，提供非常丰富的题材。社会科学相对来说是滞后的，人文科学更滞后。最前沿就是文学创作，文学创作能够敏感地发现生活中的许多萌芽状态的现象。上海工人题材不是没有人写，过去都有人写，这二十年来好像慢慢在减少，因为作家没法把握现实，不少工厂的工人转岗、下岗了，农民工到底算不算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正因为没法把握，反而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文学不需要理性把握工人阶级的定义，可以通过感性认识来提升和完善。从这点来说，我觉得这部小说的出版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希望上海有更多的作家更多的文学创作描写现阶段的工人生活。

期待上海工人发展历史的艺术表现更完整、更全面

这本书写的是工人，是写上海工人，作家是有意识把工人生活与上海文化风俗结合在一起来表现，小说叙事中有很多相关链接，如每发生一个场景的时候，链接就出现了有关上海地名历史。如书中人物喝咖啡了，就会出现咖啡进入上海历史资料的相关链接。这是一个小说文体上的变化，作家这样写人物故事，每一个人物都生活在平平常常的场景之中，可是每一个场景背后又有故事，都有来历。实际上它讲的就是工人文化与上海文化是一起出现、一起发展的，很有意思。写小说也需要创新，小说形式要有变化，这样的小说形式不仅看到了一个故事，而且是故事背后上海的文化历史，这些历史也不是所有的读者都了解，读小说可以借助了解上海的历史，有很多历史穿插在具体故事之中，如三轮车夫臧大咬子被外国人打死，引起码头帮会的抗议，还有顾正红事件，好多这样的史料都穿插在叙事里面，其实也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叙述。

因为我只粗粗看了前面两卷，有些感觉不一定对。我觉得前两卷里面通俗文学的因素多了一点，这个可能是我的局限，小说的楔子写晚清革命党人大搞暗杀活动，这与小说主题没有任何关系，通俗因素一放进叙事结构，马上就被感觉到这像是一部江湖恩仇的小说。我期待中的一部写工人的小说应该是严肃的，艺术的，一穿插武打暗杀什么的品位就降低了。但是我觉得小说里面有一条线很好，就是帮会，好几处都写到帮会，青红帮，码头帮会，等等，上海工人早期生成与帮会文化分不开，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工人阶级，某种程度上说，工人阶级也是从帮会文化里面剥离出来的，尤其是码头工人，三轮车工人，等等。这个分量倒是可以加重一点。但是武打格斗跟这个无关。

小说里面有些细节很有意思。比如说，我开始想，作家为什么写工人武家根的父亲是革命的敌人？对于这个细节，从文本细读上我感到通不过去，为什么要这样表现？但是我后来觉得这样表现很有意味。可能管燕草想不到，我想到了。这样一来，文本里的工人形象的血缘被斩断了，就是说，“工人”是一个阶级的概念而不是普通家族的概念。我们以前说工人血统，是指你父亲是工人，你也是工人，工人生出工人；这种血统论现在不流行了，可是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流行，老子英雄儿好汉，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血统元素经常会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前苏联作家柯切托夫就写过《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都是写工人家族的。

但家族血缘概念都是与宗法传统下的农村社会有关，用在都市工人题材总有点不伦不类。《工人》这部小说恰恰改变了这种血统论，如果从家族血缘角度看，武家根的父亲夏添变成了革命的敌人，小说还安排了武家根带一帮暗杀队员去锄奸，面对自己的父亲他下不了手，最后是他身后的暗杀队员集体把夏添打死了。那么也就是说，从武家根开始，他已经不是血统意义上的工人，他是被革命组织，被阶级立场所提升了的，并且已经与以前的血缘一刀两断了的“工人”，是阶级意识上的“工人”。工人武家根的家族的前身，可以是农民也可以是大地主阶级，或者是什么人，但是他到了那一天开始，已经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队伍里的成员，他已经跟传统意义上所谓“工人”不一样了，他把自己的血缘斩断了，所以，它要表现的不再是我们平时说的做工的人，他是一个作为无产阶级队伍当中一个产业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细节可以成立，而且很有象征意味。我对杀手的故事是不喜欢的，不过这个故事本身有意思，革命阶段稍微有一点传奇性也没有关系，但从艺术上说，真正的文学功力还是要求从平实的描写中体现出来。

这部《工人》虽然写了近百年历史，其实是抓了三个制高点：第一段是共产党成立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第二段写抗日战争，第三段写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三代，第四代。现在的三部曲，我觉得传奇的因素多了一点，这当然很好看。其中第二卷写得很好，这部分难度很高。因为故事发生在一个日本军管下的军工厂，要写工人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如何体现抗日情绪，是很难写的，钱师傅比武伯平写得好，钱师傅做事不动声色，但他也有他的内心痛苦，他好像也不是地下党员，还是一个普通工人，这个工人有一点觉悟，后面也有地下党在策划，他有自己的正义感，很苦恼。最后的技术比赛那一场，我以前没有读过这样的描写。

我想如果作家将来有兴趣，再写一部上海工人的“三部曲”，第一部写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期的工人阶级是如何形成，工人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是一个什么样关系，工人是怎么从传统农民完成向一个自觉的阶级转换的？第二部，应该是写1930年代，就是《子夜》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最好阶段，中国好容易有了一段相对的平稳时期，从战争内乱中摆脱出来，建设现代化都市，这个短短的十来年时间里，工人是怎样生活的，就等于把茅盾《子夜》里没有写好的一部分写出来。第三部应该考虑1949年以后到“文革”时期，那个阶段名义上都说工人是新社会的主人，后来成为了“领导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在那个时代工人的真实生活又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如果把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工人生活写出来，就是说既要有传奇的一面，也要有平常生活的一面，既要有革命时期工人斗争风起云涌的一面，也要有工人自身发展的一面，如果这两面能够配合起来，上海工人发展的历史的艺术表现会更完整。

作者：陈思和（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