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档案

上海是海派文化的摇篮，也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源头。海派文化兼收并蓄，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内涵，对儿童文学的崛起和发展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生

在我国古代，虽然有一些可供儿童欣赏的童谣，民歌和传说，但它们未成气候，更未成为文学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

清末，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儿童读物。1907年，早期海派文学杂志《小说林》在沪问世，不久发表徐念慈的《余之小说观》，文中号召专门编译一类适合儿童特点的作品，“以足鼓励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慧，培养儿童之德性……辅教育之不及”。

早期海派作家着名人物包天笑对此积极响应，在1909年编译了《磬儿就学记》(即意大利作家爱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这部小说虽是他的译着，但其中有多处是他的创作。包天笑为适合晚清新旧思想交替的背景和当时我国儿童的兴趣，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中国化”,而且作了部分调整和改写。例如“磬儿”,就是包天笑的第一个男孩的名字。由于包天笑在编译和改写中注重将新思想与我国传统美德相融，用心反映儿童生活情趣，尽力使文字生动 流畅，因而这部小说先后印行十次，“行销遐迩，历久不衰”,深受孩子们喜爱。

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沈毓秀着手编撰《童话》丛书。当时，“童话”一词来源于日本，与小说同义。而沈毓秀编辑的《童话》里，就包含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和欧洲古典童话《蓝胡子》，《睡美人》，《母鹅》，《小红帽》等。到1916年为止，沈毓秀陆续出版《童话》三集102种，其中绝大部分是他本人的手笔。沈毓秀在编撰过程中，将《童话》分为七至八岁和十至十一岁两种年龄段，并对外国童话加以意译，对古代作品进行改写，使之更适合儿童的浏览兴趣和阅读能力。这套《童话》在少年儿童当中广为流传，产生过很大影响，如儿童文学大师陈伯吹曾告诉笔者：“沈毓秀编的第一种童话《无猫国》出版后，在念小学的我因没买到，向同学叩了三个头，才借到一册阅读。就是这本《无猫国》开始影响我日后热衷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因而，沈毓秀被誉为“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

此后，为儿童译书和写作渐成文坛的新潮，一些书局也纷纷重视儿童读物的出版。

到了“五四”时期，在新文学新思想的激荡下，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终于破土而出。沈雁冰早年撰文回忆，”‘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据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23年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说，那时“儿童文学”是教育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

可以说，我国现代儿童文学是在译介外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起步的，也是在中西文学的撞击和交汇中萌生的。这注定它必然带有海派文化的某些特征。

早期儿童文学刊物的特色

我国古代没有儿童刊物。到了近代，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出版《儿童教育画》杂志，起初不定期，后改成月刊，系面向低幼儿童的彩色画刊。在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创办起《少年杂志》和《学生杂志》，上海中华书局也印行《中华童子界》。然而，它们虽有助于缓解儿童读物的奇缺，却因充斥着帝王将相的形象，缺少童趣，以至有人称之为”‘缩小’了的成人刊物”。

1921年春，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小学教科书编辑，他工作一段时间后，了解了儿童读物的现状，深深为之忧虑，决定建议创办我国第一份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同年9月，上海《妇女杂志》，《时事新报》等登出郑振铎起草的《(儿童世界)宣言》，其中说：”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教育;只要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他头脑里，就以为满足了……儿童自动的读物，实在极少。我们出版这个《儿童世界》，宗旨就在于弥补这个缺憾。”翌年1月，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周刊问世，该刊系32开本，面向10岁左右的孩子。《儿童世界》图文并茂，编排别致，强调适合儿童心理和阅读情趣。每期都有美观的彩色封面，选用的皆为孩子们所熟悉和喜欢的内容，如《小红帽儿的故事》，《排排坐吃果果》等，令小读者一看就着迷。《儿童世界》以发表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也向小读者提供音乐，美术，科学等方面读物，主要文体有童话，儿童诗，图画故事，儿童剧本，儿童小说，儿童歌曲，寓言等，因文学性强，儿童味足，受到广大小读者的欢迎，并风靡港澳地区，远销日本，新加坡。郑振铎负责期间，童话是该刊最重要的文体，他本人就发表了《竹公主》，《兔子的故事》，《花架之下》等26篇童话。其他作者，译者还有许地山，叶圣陶，俞平伯，赵景深，周建人，顾颉刚，胡愈之等。叶圣陶曾回忆：“郑振铎兄创办《儿童世界》，要我作童话，我才作童话，集拢就是题名为《稻草人》的那本。”鲁迅对《稻草人》评价极高，认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郑振铎当时也很重视儿童的习作，开设有“儿童创作”专栏，开展过“儿童创作的募集”,这充分体现他贴近儿童，以“儿童为本位”的意识。1923年初，郑振铎调去主编《小说月报》，《儿童世界》一直出至1941年6月才终刊。

1922年4月，设于上海的中华书局创办《小朋友》周刊，它是以儿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杂志，32开本，主要面向小学中高年级学生，由黎锦晖主编。《小朋友》的宗旨与《儿童世界》基本相同，但强调民族化和大众化的特色和个性，力求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图文并茂﹑版式美观，设置故事诗，儿歌，游记，历史故事，名人故事，谜语，故事画，两色画，儿童创作，小朋友文坛等栏目。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既推崇原创，也注重编译;同时还经常登载我国民间故事，黎锦晖发表过自己编写的长篇连载《十兄弟》等，担任编辑的潘汉年也把家乡宜兴一带的《猪婆龙》，《大石桥》，《狗误我》等传说写出来献给小读者。《小朋友》曾风行国内和日本，新加坡，泰国等地，它刊出的《两只小猫》，《怪家庭》，《一只小公鸡的故事》，《兽家村》等童话，以及《三滴圣水》，《奇少年》等儿童小说，《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歌舞剧，均深受孩子们喜爱。《小朋友》在抗战时迁往重庆，建国后继续在上海出版。

综观以上两份在五四以后诞生的着名儿童文学刊物，不难看出它们既吸收了外国同类刊物的优点和经验，又根据本国小读者的情况大胆创新，开了风气之先。它们鲜明的特色是，在编辑方面引入新的理念，提倡“兼容并包”,坚持编者，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装帧设计方面，不仅追求儿童情趣，而且注重时尚别致。这在当时实际就是海派文化风格的一种折射。

对儿童文学理论的大胆探索

“五四”以后，对儿童文学理论的深入探索，被视为促进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前提。因而，一些学者，作家都对此高度重视，并作出了努力。

1921年3月，严既澄在上海国语讲习所发表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演讲中指出：“一个人方在儿童时期，而先教他做壮年的预备，勉强拿成人的见解来逼他受教，这岂不是破坏了儿童时代的生活了么？”他认为，“人生在小学的时期内，他的内部生命，对于现世，都没有什么重要的要求，只有儿童的文学，是这时期内最不可缺的精神上的食料”,“儿童文学，就是专门为儿童用的文学”,“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想象”;“真正的儿童教育，应当首先着重这儿童文学”。

1922年1月，郑振铎在上海《东方杂志》发表《近代文学与儿童问题》，说：”我爱’儿童底国’,这国现在还埋没在烟波里面，未曾发见。我得用了我的船去寻求。“同年夏，他又在《儿童文学教授法》中指出：”文学是普遍的，成人和小孩都有这种的需要，不过儿童期似乎更需要些”;“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故事内容要切合一般儿童心理需要的嗜好”,“句法和风格须美丽精密”,“描写宜要主要人物”,“要描做什么的事情”。

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魏寿镛，周侯予的《儿童文学概论》，其中谈到：“儿童文学，就是用儿童本位组成的文学，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诉于他精神的堂奥的。换句话说：就是明白浅显，饶有趣味，一方面投儿童心理之所好，一方面儿童可以自己欣赏的文学。”

1924年，设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朱鼎元的《儿童文学概论》，其中提及：“儿童文学，是建筑在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基础上的一种文学，以适应儿童的自然需要……从创作方面说：定要熟悉儿童心理或赤子之心未失的人，化身为婴儿，然后自然地表现其情感与想象。从赏鉴方面说：定要使儿童欣赏时，觉得完全出自己心坎，不期然而与之起浑化作用……”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文化名人都演讲，撰文，着书，系统地对儿童文学的使命，功能，特征进行了阐述。

当时，儿童文学理论园地一片荒芜，亟待开发。恳荒者们怀着对儿童“浓厚的感情”,一方面积极吸纳西方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根据历史和现状进行大胆探索，逐渐形成自成体系的新儿童文学观。这与海派文化的精髓完全一致。

总之，在风雨如晦的上世纪20年代初，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从上海发源绝非偶然。这固然同上海是我国近代的文化中心相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座城市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亦即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海派文化底蕴。所以，近年申城举行沪港儿童文化研讨时，有人提出“海派儿童文学”的概念，众多与会者挺感兴趣。笔者认为，海派文化的创新精神对于儿童文学真正觉醒所起过的特殊作用，很值得研究。

(本文作者朱少伟，为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