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档案

1990年代中期，王德威将王安忆命名为海派作家传人，这一命名至今天仍构成为王安忆身上最显眼的标识。但是，王安忆对此命名一直持果决的否定态度，大概这一命名确实给她带去了较大困扰。因居住地风靡一时的海派文学的魅力，王安忆的创作固然不能不受海派文学传统影响，她却同时比较自觉地承袭了“五四”文学传统，并在继承中开拓新的路径。
　　
　　一
　　
　　李今教授指出：“40年代海派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日常生活作为独立的写作领域”，①或正因题材与张爱玲、苏青等一致，当王德威评论王安忆小说时直言——“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这一命名在大陆产生了较大影响，到今天仍是一个争议话题。较之这一命名的知名度，命名时的情境和语境以及命名者对海派小说的理解，却极少引起研究者注意。据王安忆说，在《长恨歌》面世前，几无学者将她的写作与上海相联系。②大陆学者普遍认为，将王安忆与海派文学建立联系的发端之作，即王德威道出该命名句的《海派作家又见传人》一文③。该文确在《长恨歌》出版不久刊于《读书》杂志，但这次刊载非文章首发，它本是王德威为中国台湾麦田公司策划书系中的王安忆小说所作之“序论”——《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论王安忆》④的删节版。文章在《读书》发表时删去了一些段落、句子，并对内容顺序做了一些调整，余几无变动。作者撰写这篇文章，有着比较直接的目的，其亦坦言：“我希望推荐华人各个社群的杰作”，“我的评论原为因应一时一地的出版条件而作”。⑤所以，王文并非单纯为学术生产而作的小说评论。文章首句便是：“在王安忆八十年代的作品中，已隐约托出她对上海的深切感情。”接着抛出其观点：“王安忆有关上海的小说，初读并不像当年的海派作品。半世纪已过，不论是张爱玲加苏青式的世故讥诮、鸳鸯蝴蝶派式的罗愁绮恨，或新感觉派式的艳异摩登，早已烟消瓦灭，落入寻常百姓家了。然而正是由这寻常百姓家中，王安忆重启了我们对海派的记忆。”因此，这篇文章在将王安忆定义为海派作家方面，是直接而又笃定的。
　　
　　较之命名的直白，文章对王安忆与海派小说间继承关系的分析则显得晦涩。文章认为：“王安忆的创作有三个特征：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纪实与虚构》是形成了三者对话关系的文本，“指向王安忆自觉的新海派意识”：“基本讲的是个上海女作家与她的城市的故事”，“也是王安忆写上海，或上海写王安忆的一个重要阶段”。而《长恨歌》则体现了后两者：“王安忆有意证明自己作为上海女作家的自觉与自恋”“填补了《传奇》《半生缘》以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此外，该文在谈论《长恨歌》时，除了说明王将张的故事“搬到了今天的舞台”，也谈及了王对张风格的继承：“王安忆的文字其实并不学张爱玲，但却饶富其人三昧，关键即应在她能以写实精神，经营一最虚无的人生情境。”概言之，王文从王安忆是上海女作家，书写了张爱玲出走后的上海市民故事，及《长恨歌》所呈现出的对张爱玲小说风格隐约的继承出发，将王安忆定义为了海派作家传人。
　　
　　由此，再联想到撰写该文为向中国台湾读者推荐杰作，自然能体认作者命名的苦心——夏志清对张的高度评价，及其推波助澜下张在中国台湾文坛具有的“祖奶奶”地位，无需再赘述;王文写作时也适逢张逝世不足一年，与张相关的话题正是其时台湾文坛的“热点”。也因此，对应于“热点”和“卖点”，王德威在将王安忆命名为继承了张爱玲风格的海派作家传人时，他对“海派”这一称谓的理解是充满褒意的。所以，连一直反对此标签的王安忆，也一再表示：“这是王德威给我的一个褒奖”，⑥“这应视作对我的褒奖。”⑦另外，王德威对海派的理解不但充满褒意，且有其个性——在谈论王安忆的海派风格时，不但提及张爱玲、苏青、新感觉派，也提及了鸳鸯蝴蝶派和茅盾的《子夜》。实际上，王文对海派的描述有点笼统。不过，王德威对王安忆与海派关系的思考并非始于此文，几篇相关文章写作时间也比较接近，这里无妨从他处再作些观察。
　　
　　1995年9月发表的文章，王德威便谈及了王安忆、张爱玲与海派小说传统。24日发表的文章指出，清末讽刺怪诞小说、世情写真小说，民国以来写自由恋爱的小说，可谓海派源头;张资平、叶灵凤等“才是海派的真传”;其后则有新感觉派、张爱玲;1950年代末，周而复在《上海的早晨》一文中写道：“这样注重意识形态卫生的海派作品，自是另备一格。”提到王安忆时则云：“90年代的王安忆，另起炉灶，再写有关上海的小说。但上海并不等同于海派。王安忆等是否能把这地狱里的天堂的生活情调、道德风景重新诠释，还有待时间证明。”⑧因之，王德威实把书写上海市民具有堕落、颓废倾向的都市生活，看作海派小说的重要特点，而王安忆的小说似尚不符合这一标准。发表时间比上文早十天的追悼文章，王德威则由《长恨歌》而把王明确纳入“张派”作家行列。⑨或可言之，王德威是先把王安忆视为“张派”，后来才推及为海派。
　　
　　王德威1990年代另有一文，同样直接谈及了王安忆对张爱玲、海派的继承。该文有两个版本，首先提出以“狎邪”命名“当代写男女情欲的小说”，将张爱玲、胡兰成视为“新狎邪体的开山祖师”;之后，涉及王安忆的部分，中国台湾旧版指出王安忆1980年代的“三恋”，刻画旧日社会中男女的性欲问题，“放在港台作家所设立的狎邪标准上……未能窥其堂奥。狎邪的基础在于一华丽却疲惫的文明，一矫情却婀娜的生命情境上。”⑩载于《长恨歌》出版后的大陆修改版，则添加了新的内容——“要到了一九九五年的《长恨歌》”“才终算串联了城市、女性、情欲等主题，为海派文学大放异彩”。11因此，王德威将王安忆命名为海派作家传人，实就等同于将她视为张爱玲的传人。在命名文章中，作者不直接将王称为张的传人，或因同书系也收入了一向被视为“张派传人”的朱天文的小说，倒不如突出王与张同写了上海饮食男女故事更有吸引力了。麦田版《纪实与虚构》副标题由大陆初版本上的“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改为“上海的故事”，《长恨歌》序文主标题特指明“上海小姐之死”，亦可为例证。也因此，在命名文章中，作者回避了《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这类非书写上海“情欲”的小说，而又认为王安忆写作《小鲍庄》“显得格格不入”。
　　
　　至于王德威后来在王安忆对命名的一再拒绝之下，对自己观点的修正，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再涉及。
　　
　　二
　　
　　暂不论王安忆与张爱玲、海派之间具有怎样的继承关系，面对这一命题话题，其次需要指出的是大陆学界对“海派”的理解与王德威存在差异。
　　
　　首先，“京海之争”论战中鲁迅批评海派是“商的帮忙”，12以鲁迅在大陆的地位，业已成为大陆知识分子的深刻记忆。因此，在海派作家群体湮没三十年后，第一本研究海派文学的专着，首句便是：“海派的名声从来没有好过。”13在该书意图挖掘其正面价值的导言中，虽指出海派文学因“具有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仍直言：“海派作为消费文化，它以流行的价值为重要价值，自然就会从俗，从下，从众。”14吴福辉道出了海派文学在1980-1990年代大陆学者眼中的印象，杨义“海派虽形象极差，也有可取之处”，15李今则指出认为“‘海派的名声不佳却使它成为一顶骂人的帽子”。16可见，在大陆文学传统中，海派委实不是一个褒奖性称谓，尽管1980-1990年代学者已有为其“正名”的意图。
　　
　　大概正是对海派具有上述共识，大陆同辈学者在很长时间里都默契地回避了王德威对王安忆的命名。南帆1998年的文章，虽从城市视角理解《长恨歌》，除了引述小说原文，通篇不及“上海”两字。17王晓明2002年的文章，尽管谈论的是王安忆小说中的“老上海故事”，也只在回述上海现代历史时提及一次“海派”，并没有涉及王与海派的关系。18这两篇王安忆研究中较为重要的论文，其主题都与海派小说核心内容极为接近，但两位学者都不涉及海派，倒似是有意为之，从中可一窥大陆学界对命名的态度。
　　
　　随经济的发展和张爱玲等海派作家在大陆的经典化，21世纪后，大陆学界对这一命名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杨扬等也开始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是对海派文学历史的回归19;程光炜言：“在文学家族上，她诚如王德威所评，乃是真正的‘海派传人”20;另有陈思和、程旸发表的文章，亦大体认同了王德威的命名。21这已然是新一轮的“重写文学史”了。
　　
　　其次，如上所述，不止于态度，大陆学界对“海派”内容的理解，与王德威也不同。吴福辉指出，他认为旧时洋场产生的文学“没有真正从西方文化中学到现代的东西”，“严格地讲，它们不能称为‘海派”。22在这样的理解下，他修正了此前将海派等同于新感觉派的观点，23并将其代表作家限定为：以张资平、叶灵凤为代表的“性爱小说作家群”，以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以张爱玲、徐訏为代表的“洋场娱情小说”作家群，以予且、苏青为代表的“新市民小说”作家群。24
　　
　　李今对海派文学的理解与吴福辉很接近，但进一步将其具体看作是对“现代新市民精神”的表达。她对海派作家的限定，则在大体延续吴福辉看法的基础上，指出张资平在两性观念上依然陈腐、徐訏则以大众趣味的形式“包裹了一个高雅的灵魂”。在此认识之下，李着将新感觉派作家和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作为主要的论述对象。作为新时期最早对海派小说做整体研究的学者，吴、李的专着展示的对海派文学的理解，也大体体现了大陆学者在1980-1990年代这一问题建立的共识。
　　
　　在此大体的共识之外，大陆学人对海派文学的理解，亦有差别。与上述共识差别较大的认识中，李俊国把海派看作“是与‘京派相对应的一个地域性文化概念”，25将左翼文学、新式言情小说家、鸳鸯蝴蝶派、“现代”诗人群和新感觉派都归入海派;杨扬等也以“地缘文化”为前提，将鲁迅、茅盾、沈从文、巴金、丁玲、夏衍等在上海的创作都归入海派文学26;陈思和指出海派文学具有三个传统——“繁华与糜烂同体共生”“工人力量的生长”“市民阶级阅读的海派文学”，把《海上花列传》视为其起源，另外提及的代表作家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茅盾、郁达夫、周天籁、张爱玲。27因此，与吴福辉等的共识性理解差别较大的大陆学者（主要为上海地区学者）彼此尽管具有差异，却大体都从“地域性文化”角度把握海派文学。
　　
　　大陆学者大体是在将“现代”视为新生事物的视角去理解海派，而美籍学者王德威对海派的理解则投射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社会的世纪末情绪。既然大陆学者和王德威对海派文学的理解如此不同，在谈论王文之命名——“海派作家又见传人”时，其中的“海派”大概仍需要界定和说明。
　　
　　三
　　
　　比之命名具有某种程度的含糊，以及命名者和大陆学者对海派理解的多义，王安忆对命名的拒绝则非常明确和坚决。她多次表示对命名的不认同，且对王德威将她归为海派传人的理由，基本都直接或间接地作了反驳。
　　
　　据许子东记录，2000年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王安忆反复重申她与张爱玲的不同：“我可能永远不能写得像她这么美，但我的世界比她的大。”28该次研讨会发言稿，的确对张爱玲展开了批评：“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认为……个人是无所作为的”，“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29王安忆这一对张的严厉批评，直接对应于王文认为她饶富张三昧，可谓一次非常郑重的反驳。
　　
　　2008年，因改编话剧《金锁记》在香港上演，王安忆做了一个演讲，仍否认她与张爱玲的继承关系。其时她态度已较缓和：“之前我从没有想到我和张爱玲有什么关系，这是王德威给我的一个褒奖”，但仍强调她与张不同：“如果非要如此联系的话，那么我想应该是我与张爱玲是相继面对这一题材，是以先后顺序为关系……但我还是想说我和她所写不是一类。”30此一声明，也可见回应了王德威之谓：“王安忆俨然把张爱玲《连环套》似的故事，从过去的舞台搬到了今天的舞台。”
　　
　　至而，对于王德威认为她写的是上海、“何尝‘不可能成为又一个王琦瑶”，王安忆也有所回应。谈到《长恨歌》“变成上海的一个符号”，她说：“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当人们要我解释上海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是上海的代言人，我没写过上海，我只能这样。”31谈到王琦瑶，王安忆则说道：“常常有读者问：‘你和王琦瑶相像不相像？我说不像。人们又问：‘哪里不像？……我想了想说：‘我读书，她不读书，就是这样。”32王安忆对于王德威命名的理由，可谓逐一作了反驳性回应，观点一以贯之，态度果决。研究者较少注意到的是，在王安忆的一再拒绝之下，王德威也对自己的命名做了修正。同在香港研讨会上发言，王德威已表示：“事实上在座的这批所谓张派的作家已经走出张爱玲的阴影，发展出不同于以前张派的一个新的文学传统。”33而到了2011年，面对提问“是否还认为王安忆属于海派文学”，王德威则回答：
　　
　　我讲的时候是有褒义的，我要捧王安忆，但却让王安忆老大的不高兴。作家大都不喜欢被归为某个派……至于今天还有没有海派文学，我觉得只能从最宽泛去定义，写作上海风情，保留了只有上海作家才有的句法特征。在那个意义上，我仍然认为王安忆是海派传人，上海仍然是她最重要的书写对象……她不是海派作家是什么呢？她不是张派作家倒是真的。34
　　
　　王德威此番说法与他1996年的命名文章已然不同，毕竟其时命名的依据正是王安忆对张爱玲风格的继承。可见，命名者对王安忆与海派关系的理解也非固定不变的。
　　
　　显然，王安忆拒绝命名的理由，要比命名的理由确切一些，这多少与王安忆建立了明确的创作理论框架有关。她在命名出现之前，便对小说创作的方法论做了许多探索。但正如王德威所说的“作家都不喜欢被归为某个派”，熟悉哈罗德·布鲁姆理论的读者，都能想到王对命名的拒绝存在“影响的焦虑”，实不足以说明她与海派的关系。
　　
　　笔者未注意到王安忆专门谈及海派的文章，但早在1990年她已谈论过鸳鸯蝴蝶派小说，指出这类上海故事是市民文化的代表，“大多趣味低俗，语言粗鄙，结构简单，思想陈腐”，“而这种状况则有待于一批成长于‘五四之后，接受了西方先进工业文明和民主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新文学运动来改变局面”。35由此可知，王安忆与大陆学者一般，深知海派“名声不好”，也认为王德威视为海派文学源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具有“从俗，从下，从众”的特点，可想而知她不会乐意被纳入这一传统。
　　
　　从王安忆的作品内容而言，首先，她也坦然地承认小说以日常生活为题材：“小说其实就是表现日常生活。”36其次，她的小说作品大部分以上海市民生活为书写对象，从题材来说延续了张爱玲等的小说传统。此外，王安忆近年还这般自道：“我是一个对表象有兴趣的人，《长恨歌》是一个描写表象，通过表象探问本质的写作。”37这种对生活表象的兴趣，不能不使人想起新感觉派和张爱玲;而《长恨歌》对上海弄堂的细致描写确为读者称奇，《天香》则极尽对物象的精雕细琢。据此而言，无论如何定义海派，王安忆的创作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的确对海派小说传统有所继承。
　　
　　不过，在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继承性问题上，本文想要郑重指出的却是：正如王安忆在谈论小说创作时经常提及“五四”，她实际上主动继承了“五四”文学的创作立场和价值取向——比之受了海派文学影响，这一点更令笔者印象深刻。几乎，王安忆每一次谈及小说创作，“五四”文学都是“在场者”。上文的论述已见出她对“五四”文学代表鲁迅的尊敬和对“五四”文学的肯定。她还直言：“小说是俗世的性格，但在它的内心，应该有严肃的思考。这也是五四的小说传统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将知识分子的立场引入了俗世艺术。”38而与张新颖对谈时，她明言：“我们所承继的是五四时期从西方过来的小说观念。”39在中国台湾讲座时，她又重申：“我们这些人所写的小说，究竟是从哪一脉传承过来的，我个人认为，恐怕更多来自‘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小说是非常世俗的……五四给了它思想，使它有可能进入知识阶层的精神生活。”她甚而还夫子自道：“倘若不是这样内向的性格，也许我就不做作家，去做别的可能改变世界的工作了。”40这些言论，实在体现了王安忆对“五四”知识分子文学传统执着的认同和追随。
　　
　　从王安忆的作品系列来看，首先，确实存在直接以上海市民情爱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如《流逝》《长恨歌》《逐鹿中街》等，容易使人想及海派。其次，部分小说虽讲述的是上海市民生活，却有明显的思想探索意味，如《纪实与虚构》《启蒙时代》。再次，部分小说虽讲述的是乡土中国故事或反映社会问题，却也由日常生活展开，如“三恋”、《米尼》《上种红菱下种藕》等。最后，又有部分小说完全不适合从海派角度理解，却正好体现了“五四”对历史、精神展开探索的追求——如《神圣的祭坛》《乌托邦诗篇》《匿名》等。因此，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实同时受到了海派文学传统和“五四”文学传统的影响。
　　
　　诚然，同时受了海派文学和“五四”文学影响，大概也不便作为对王安忆的新命名。这里只是辨析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视野中关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继承性问题，至于如何具体理解王安忆在此基础上的开拓性创作，仍待于更多深入的探讨。
　　
　　注释：
　　
　　①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②王安忆指出，1980年代的《流逝》“谁也不会想到它是写上海”，1990年代初的《“文革”轶事》，“也没有人想到上海，大概就陈思和一个人想到了，想到了上海的民间社会，别人都没想到。”见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我的文学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页。
　　
　　③[美]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1996年第6期。本文引用王文时，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这篇文章。
　　
　　④[美]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论王安忆》，载《纪实与虚构：上海故事》。台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序论”。
　　
　　⑤[美]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页。
　　
　　⑥30王安忆：《张爱玲之于我·小说课堂》，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88页，第288、293页。
　　
　　⑦王安忆：《小说与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6页。
　　
　　⑧[美]王德威：《半生缘，一世情——张爱玲与海派小说传统》，载《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9页。
　　
　　⑨[美]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力与“张派”作家的超越之路》，台湾《中国时报》1995年9月14日。
　　
　　⑩[美]王德威：《世界末的中文小说——预言四则》，载《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01-225页。
　　
　　11[美]王德威：《世纪末的中文小说——预言四则》，载《想象中国的方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页。
　　
　　12鲁迅：《“京派”与“海派”》，载《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13,14,22,24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第3、10页，第3页，第62-101页。
　　
　　15杨义：《论海派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2期。
　　
　　16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李着虽迟至2000年出版，但1997年起已有章节内容发表。
　　
　　17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18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3期。
　　
　　19,26杨扬、陈树萍、王鹏飞等：《海派文学》，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页，第6、26页。
　　
　　20程光炜：《小镇的娜拉——读王安忆的<妙妙>》，《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
　　
　　21陈思和：《天香与上海书写》，《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程旸：《王安忆小说细节中的都市情景》，《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
　　
　　23,25吴福辉：《京派海派小说比较研究》，《学术月刊》1987年第7期。
　　
　　25李俊国：《“京派”“海派”文学比较研究论纲》，《学术月刊》1988年第9期。
　　
　　27陈思和：《海派文学与王安忆的小说》，《名作欣赏》2018年第3期。
　　
　　28,33许子东：《张爱玲与20世纪中文文学·呐喊与流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第15页。
　　
　　29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王安忆读书笔记》，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164页。
　　
　　31,39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我的文学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272页，第273页。
　　
　　32,40王安忆：《小说家的十四堂课》，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第117、145、100页。
　　
　　34[美]王德威：《幸有张爱玲世界才丰富》，《新京报》2011年5月21日。
　　
　　35王安忆：《上海的故事——读<歇浦潮>》，载《读书笔记》，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64-65页。
　　
　　36,38王安忆、钟红明：《<启蒙时代>：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黄河文学》2007年第5期。
　　
　　37王安忆、张新颖：《文明的缝隙，除不尽的余数，抽象的美学——关于<匿名>的对谈》，《南方文坛》2016年2期。
　　
　　（作者:胡红英，单位：深圳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