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江南文化，势必要清楚什么是江南文化的本质与核心。我们不妨用“基因”一词来描述江南文化的某些本质和核心，它既可以是文化心态层面上的，也可以是物质生活层面上的，它是“江南”之所以区别于“非江南”的基本要素。
“江南”既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空结构，又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历史进程，更是我们活着的当下。同样，研究江南文化基因也有一个过程。笔者认为，探寻江南文化基因需要从大江南视角出发，这是一个极宏观的视野。
溯源性研究：从当前上海的城市精神与城市品格出发，不断上溯
溯源性研究指的是由今而古，开展历时性研究，找出江南文化基因。其研究思路之一是从当前上海的城市精神与城市品格出发，不断上溯，找到江南文化的不同基因。
以上海为例，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就是上海文化的一种基因表达，也是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一种基因表达。正是由于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诞生了上海的海派文化，而江南文化作为海派文化的母源基因之一，也孕育滋养着海派文化。
我们可试着从书法史的演变中得到验证。有一种说法，民国书法看上海。在群星璀璨的海派书家中，最为有名的有沈尹默、白蕉、潘伯鹰、马公愚、邓散木等诸位。从社会影响力来看，沈尹默是海派书法的领袖，对社会影响极大；从艺术造诣上来看，白蕉是其中鹤立鸡群的，是当时帖学海派的最杰出者。
白蕉（1907－1969），我国现代著名书画家、艺术教育家，上海金山张堰人。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一方面离不开他本人的天资和用功，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孕育滋养他的文化环境。
白蕉作为一名上海地区本土诞生的书法家，很自然我们希望找到影响他的文化因素，或者说他传承的文化基因。从清末民国的海派书法往上溯，很快在江南地区生活并有全国影响力的书家中，我们看到了明代晚期以董其昌为代表的云间书派、明代中期以祝允明、文征明为代表的吴门书派，明代初期以沈度、沈粲为代表的台阁体书法家，再往上溯有元代的赵孟頫、宋代的米芾、东晋的王羲之、西晋的陆机。甚至再往上溯，可以看到马桥文化时期的刻划符号。郭沫若先生就曾指出，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诚然白蕉未必一一师法古人，但有足够证据表明，白蕉对古代法书传统了然于胸，也只有当一位艺术家能做贯通一气的思考并付诸实践时，他才能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峰。正如董其昌代表他那个时代的艺术高峰一样，白蕉占据着民国海派书法的高峰，将时空因素叠加进去，我们分明看到明代以来上海在书法领域的进取，而发生这一切的背景，都与上海地区自元明以降，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地位提高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通过大江南视角下的书法史研究，或许能发现那些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但又客观存在、一以贯之的江南文化基因，通过江南文化基因的复原，能打通历史的关节，让我们看到在上海海纳百川城市精神形成过程中江南文化的贡献。
综合性研究：结合不同学科最新成果，复原立体、多维的江南影像
综合性研究指的是由点及面，开展多角度研究，复原立体的江南图景。其研究思路之一是在溯源性研究基础上，结合不同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复原出立体的、多维的江南影像。
中国自古有“南船北马”的说法，而有船就必须要有码头，那江南地区的船码头会是怎么样的呢？以往我们对城市、市镇的码头比较熟悉，那位于乡村的船码头又是什么情况？2016年位于金山区朱泾镇待泾村的船舫遗址，自发现以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金山船舫填补了同类遗址考古的空白，在考古学上增添了一类具有江南文化特色的考古遗存。
船舫是什么？据《中国文物大辞典》记载，“舫”是“仿照船的造型建在园林水面的上建筑物，供游玩宴饮、观赏水景之用。……中国江南水乡有一种画舫，专供游人在水面上荡漾游乐之用。”可见古代文献记载的“舫”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用于游乐的濒水船形建筑，一种是船。在褚半农编著《上海西南方言词典》中，“船舫”是指“专门停船的棚子”。金山船舫的考古发现，则使“舫”的第三种类型定义得到了证明，其形态和功能与前两种类型都不一样。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翟杨形象地说明了金山船舫的具体功用：金山船舫是“私家停船的棚子，性质类似今天的私家车库。”
梳理地方文献，可以发现船舫以“某家船舫”为多，且主要分布在今江浙沪地区。比如苏州有“申家船舫”（民国《吴县志》卷第二十一上）、“董家船舫”（民国《吴县志》卷三十二），嘉兴濮院镇有“潘家舡舫浜”（乾隆《濮院琐志》卷一），上海南汇有“奚家船舫”（民国《南汇县续志》卷二十一）。在金山当地流传的一幅绘于东晋永昌元年（322年）的古地图《吴郡康城地域图》中，也标有“船舫”和“南船舫”地名。
仅凭文献记载之名，尚不能对船舫的具体功能下定论，以下两则史料则生动说明了船舫的功用。据明代徐复祚所著《花当阁丛谈》卷七《船舫》记载：
某子甲造一船舫，忌者告之监司，谓：“水中造房，侵占豪霸，为地方害。”监司北人，大恕，谓：“水中造房，何事不为？”绳之急，其人累诉不能白。一儒生为草状曰：“南方水乡家有船舫，即如北方旱乡家有马房。”监司悟，狱解。
据明代袁衷《庭帷杂录》卷下记载：
有富室娶亲，乖巨舫自南来。经吾门风雨大作，舟触吾家船坊倒焉。邻里共捽其舟人，欲偿所费。吾母闻之，问曰，媳妇在舟否？曰：“在舟中。”因遣人谢诸邻曰：“人家娶妇，期于吉庆，在路若赔钱，舅姑以爲不吉矣。况吾坊年久，积朽将颓，彼舟大风急，非力所及，幸宽之。”众从命。
由此可见，船舫是建于水面之上，用于停泊船只的濒水建筑，是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建筑形制。
经考古发现，确认金山船舫是清代中晚期船舫遗存。翟杨指出：“这是首次对江南地区同类遗存进行的考古工作，不仅厘清了遗存性质，而且出土了大量陶瓷器、金属器和石器等文物，生动再现了清代中晚期江南市镇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
金山船舫出土器物表明，当时居民生活的日用器皿以陶瓷器为主，青花瓷器为大宗，也有少量白釉、青釉和酱釉器，景德镇瓷器数量占绝大多数，还有少量的福建德化窑青化器。特别是遗址中还出土有数只小药瓶，其中一只药瓶一面落有“诵芬堂雷”四字，一面落有“姑苏阊门内天库前”八字，“诵芬堂”是雍正十二年（1734年）名医雷大升所创，即今日之中华老字号“雷允上”。可见当时朱泾地区居民常使用江西、福建、江苏等地贸易而来的日用品，丰富了我们对清代中晚期江南社会日常生活的认识。
据初步调查，目前在我国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同类型建筑只有三处，上海金山区朱泾镇待泾村的金山船舫（2017年被列入金山区文物保护单位），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叶建村的俞家湾船坊（2012年被列入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干窑镇长生村的钱氏船坞（2011年被列入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虽然名称各异（船舫、船坊、船坞等），但三者的功能相同，建筑形制大体相同。值得指出的是，三处船舫所在地都不是明清以来的市镇所在地，而是依托于市镇的农村聚落。从地图上测算可知，金山船舫距今朱泾镇政府直线距离约为4.4公里，俞家湾船坊距今同里镇政府约4.6公里，钱氏船坞距今干窑镇政府直线距离约2.5公里。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撰的《小城镇大问题》引用吴江方言“乡脚”，来描述与镇有密切往来的农村聚落。三处船舫所在的农村聚落，应该就是与市镇互动的乡脚，可以想见，江南水乡地区镇与乡脚之间的往来都是通过航路和航船完成的，他们停靠的码头中就有类似金山船舫这样的濒水建筑。
当前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三处船舫，恰好分布在长三角的江浙沪地区，正说明了船舫是江南地区特有的水乡建筑，反映了江南水乡生活的一个细节，可以说它是江南文化基因之一。
江南文化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要从“大江南”的角度去谋划布局。“大”江南的“大”至少有两重含义，其一即多学科研究的“大”，要进行跨越历史、考古、文学、建筑学等领域的江南文化多学科研究，从不同视角审视江南。其二即时空含义的“大”，即从更长的时间阶段（上溯考古时期，下接近代开埠）、更大的空间范围（江浙沪、长三角、华东六省一市）去思考上海的地位、上海江南文化的地位。
通过一个个乡村船舫、市镇港口的舟楫往还、货物转运，富庶江南的图景得以更加生动，近代上海也才能逐步成长为海纳百川、具国际影响力的大码头
跟随航船的停靠，我们将视野从农村聚落的船舫，转移到更高层级的市镇港口，会有一个新的启发：古代江南市镇的贸易离不开港口型市镇的发展，港口自然地理条件的好坏也直接影响了市镇的兴衰。江南地区依托内河或沿海港口贸易发展起来的市镇，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上海地区的华亭镇、青龙镇、乌泥泾镇、上海镇、江湾镇、黄姚镇、小官镇（今金山卫镇）、朱泾镇；浙江海盐地区的澉浦镇；浙江平湖地区的乍浦镇、广陈镇等等。
对于宋元之际上海地区港口型市镇的转移路径，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有一首竹枝词记载颇详：“宋代青龙置榷场，乌泥泾续设官详。定抽番货双单税，市舶司旋驻上洋。”其后小注云：“宋政和中，置务设官于青龙镇。宣和初，复设乌泥泾监官。熙宁七年，立市舶司于上海，定双抽、单抽之制。是宋虽未立关名，固已设官榷货矣。”
关于宋代青龙镇之没落，谯枢铭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的变迁。青龙镇没落时，江湾、黄姚两处税场
“都有取代青龙，发展成海港市镇的机会。”宋元之季的乌泥泾，也是与江湾、黄姚同样有机会取代青龙港的竞争者。秦荣光竹枝词记载：“乌泥泾镇亘东西，十里街长旧迹迷。中被潮冲坍入浦，但留一庙浦东堤。”其后小注云：“乌泥泾在县西南二十六里，宋季张百五居之，富甲一乡。元至元间，张瑄以海运贵显，治第于此，故繁富盛于他镇。案：泾本宋时巨镇，街接三林，被浦冲断，镇遂残废，今三林西北尚存乌泥泾一庙可证。”需要指出的是，乌泥泾镇的没落也如青龙镇一般，是沿河港口自然环境的变迁所致。
对于浙江平湖地区广陈镇来说，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就设有榷场。宋元之交有名士赵孟坚（1199－1264）隐居于此，他曾撰有《金山顺济庙英烈钱侯碑文》，记载了广陈镇钱侯生辰时的热闹景象，也反映了广陈镇的港口贸易情况：“季夏之月廿二日，维侯生辰，沿海祭祠，在在加谨。广陈镇金山祠祀尤严。常岁是日，盐商海估，寨伍亭丁，社鼓喧迎，香华罗供。”元至正间置有广陈务，明天启《平湖县志》卷一记载“元时番舶至乍，肆列珍异于此，
故曰广陈。”可见广陈镇是典型的内河港口型市镇。广陈镇的衰落也与自然地理环境之变迁密切相关，对此光绪《平湖县志》引乾隆《平湖县志》更有生动记载：“曩通海，海漱其土如虫啮木间飞，潮于岸则黄茂不粒，故堤昉于唐，久之沙涌海渐隔，输会不至，居人寥落矣。”
上文胪列的港口型市镇中，除澉浦、乍浦等沿海港口外，大都是内河港口。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内河港口或多或少都曾有番舶海艘往来的记载，也就是说，番舶海艘会驶入内河，在内河港口完成装卸货物，将海运而来的货物卸下，装上内河运来的外销货物，内河转运港口这样繁忙作业的场景，通过“广陈”这一地名就尽可满足我们的想象。
就海运船只而言，最怕船蛆。宋代周密《癸辛杂识·海蛆》记载：“凡海舟，必别用大木板护其外，不然，则船身必为海蛆所蚀。”我国古代对付海蛆的主要办法是燂船，又称为烤船，是木船对所受海洋附着与钻孔生物污损状况检查及例行保养维修的传统工艺，叶冲结合田野调查与文献记录对我国燂船工艺进行了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另一个观点：“海蛆不能在淡水中长期存活，因此，定期将海船驶入淡水区域中较长时间停泊，也有一定的除蛆效果。”也就是说，满载货物的番舶海艘很可能会尽量往位于上游的内河港口市镇停靠，这样至少有三方面好处：其一，离中心城市更近，便于货物转运；其二，内河港口无沿海风浪之险，腹地广阔，市镇形态在空间上有拓展可能；其三，客观上增加内河航行时间，除蛆效果更好。
由此可见，古代上海地区的贸易往来是经由一个个江海联运的转运港口而完成的，不同时代寻找转运港的过程，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产业转型。
如果将江南市镇的兴衰时间与通航时间相互印证，则能复原出上海地区作为转运港的发展脉络，而转运港也正是江南文化基因之一。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个乡村船舫、市镇港口的舟楫往还、货物转运，富庶江南的图景才得以更加生动，近代上海也才能逐步成长为海纳百川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码头。
在大江南的视角下，我们重新审视古代上海的发展历史，似乎有两条脉络也逐渐清晰。
其一是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上海与嘉兴同样是战争的最前线，也是缓冲区，更是吴越文化交汇交融的地方。之后在吴越文化的基底之上，又融合了楚文化，特别是东晋南朝和靖康之变后北方的两次人口南迁带来的中原文化，最终催生了具有自我觉醒意味的“江南”与“江南文化”，而这一发展脉络自然要归因于从吴越争霸时就埋下的融合型文化基因，它也是如今上海海纳百川城市性格的最早源头。
其二是从经济角度而言，在以水运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上海地区就是通往苏州这个江南绝对中心城市的必经之地，也是江海联运的转运港，在这里实现海运与河运的交接。一方面货物经由苏州，经由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东西向的长江水系，得以畅行天下；另一方面货物也经由上海，或销往日本、高丽，或南下福建、广东，销往南洋、海外。这一发展脉络也自然归因于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转运文化基因，也正是因为这种历史上接续不断地转运、吸纳、扬弃，自元代松江府设置以后，古代上海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苏松熟，天下足”，到“衣被天下”，再到董其昌的开宗立派，越来越以自己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进步，彰显其勃兴，与江南的核心城市苏州分庭抗礼。特别是近代开埠以后，上海终于超越苏州，成为东西洋文化交汇交融的大码头，最终催生了具有自我觉醒意味的“上海”与江南文化的“升级版”海派文化。
（作者余思彦 金山区博物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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