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档案

　　一
　　
　　即便对资深的海派文化研究者来说，要真正完成关于海派文化的定义，也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可以肯定的是，海派文化并非一个纯粹限定于历史语境即可完成的研究与评论，有时候，相关研究与评论似乎还需要一定的想象，而这些又会对学术研究所奉行的某些基本原则与常规方法形成不大不小的挑战。

　　
　　很多时候，海派文化是与清末以来的移民以及移民文化关联起来而讨论的，又与近代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一波城市化进程或浪潮密不可分。于是，移民文化、城市化这些概念或视域，成了与海派文化关系密切的命题。而更进一步考察与上海、海派文化有关的移民文化和城市化的时候，会发现其中的移民并不仅限于中国本土，还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种身份与背景的“移民”，而由此所生成的移民文化，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局限于本乡本土、本国本族的移民文化，带有世界性或全球性移民及移民文化的某些特色。
　　
　　同样，当上海以及海派文化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城市化运动或浪潮关联起来被予以考察和研究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东方巴黎”这样曾经与上海的城市定位产生过交集或关联的名词表述。这种表述背后所彰显出来的，显然是一种初步具备的全球眼光或世界意识。无论怎样评价这种眼光与意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对于上海以及海派文化的考察与评价，已经不再仅限于国别历史、国别经验以及国别意识。例如，人们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展墙上读到这首诗时，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认识或许会发生某些改变：请你把我庇护，做我的妈妈，做我的姐姐。把我的头放在你的膝上，把我流放的祈祷放在你的住所。在一个仁慈的黄昏时刻，请听一听我的苦难，低下你的头颅……当犹太诗人哈伊姆·比亚利克《请把我庇护》中的诗句，浮出历史与文学的“地表”及“边界”，被制作并悬挂于纪念馆的时候，上海与海派文化作为这首诗的一种真实的或延伸的语境或背景，无疑也被投射上了一种虽来自异域却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圣洁之光。
　　
　　二
　　
　　当然，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上海这一形象是怎样在本土文士的视野和书写文本中被发现并被塑造的。
　　
　　《漫游随录》是晚清思想家王韬的纪游体自传。从开篇的“鸭沼观荷”到“金陵纪游”，一个江南士子的世界随着游历在不断扩展放大，但仍局限于江南一隅，直到“黄浦帆樯”中视野空间与精神空间均为之一变。黄浦江和当时已初现气象的外滩，成了作者视野与境界的一个转折点：“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这大概是较早描写外滩西洋建筑群景观气象的中文。
　　
　　而王韬与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的故事，这才刚刚拉开序幕。无论是之后参与“西学东渐”，还是协助汉学家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等，王韬在清末“西学东渐”“中学西渐”两个不同领域均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如果说上述阶段的所作所为，多少还带有被动和协助性质的话，那么，参与创办《循环日报》和中华印务总局等、撰写西方诸国简史和《普法战纪》等，他以一种引领时代知识、思想风气的方式，与“同治中兴”之间持续产生着交集。这一故事，清晰地折射出清末个体遭际、海派文化与国家命运之间密不可分的缠绕。
　　
　　在一封致沪上青年文士的书札中，王韬写道：“三千年后数人才，未知变局由此开。”这一预言，并不止于吟诗作赋，他受邀出任沪上格致书院山长，协助傅兰雅推动当地青年学子的科学教育与培养，逐渐将“西学东渐”的主动权和推动力量，从来华西方人转移到本土士子和进步力量之上，并为上海发展成为全国乃至东亚“西学”及科学的翻译传播中心、为清末海派文化从地方民间到国家庙堂的延伸与提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不过，王韬与上海的故事中，还存在着与大历史叙述并不完全一致或为后者所屏蔽的某些边角侧面。这一点，早已为王韬同时代人所知晓。而且，其著述中，除了《瓮牖余谈》《瀛壖杂志》这种有关上海历史地理掌故的著述，还有笔记小说、花界辑录等。不过，王韬自己对此并无多少忌讳，在《弢园老民自传》中将所有这些一一列出。对于早期上海文艺或者海派文学的这种特性，鲁迅在其《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早已有精辟分析论断，此不赘述。不过，鲁迅也并没有因此而鄙弃王韬的个人生活或著述，《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收录有《题〈淞隐漫录〉》《题〈淞隐续录〉残本》等，或可为证。
　　
　　三
　　
　　钱锺书《围城》中，从西洋回国的方鸿渐，到沪上做洋买办的人家去“相亲”，路上经过一家外国皮货铺子，看见里面的獭绒西装外套，因为新年打折，只卖400元。“鸿渐常想有这样一件外套，留学时不敢买。”这样对物质生活的欲望描写，在晚清到民初的海派文学叙事中极为常见，亦常作为外地移民初入上海时一种转变的起点或诱因。在巴金的《家》中，时代青年觉慧和二哥觉民计划离家出走后的目的地，亦是上海。
　　
　　而在茅盾《子夜》中，上海却成了刚从乡下来的吴老太爷的夺命场。“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这段文字是从另一种角度看上海和描写上海的典型，其中隐约可见“鸳鸯蝴蝶派”文学关于上海想象与叙事的某些痕迹。而怀里抱着一部《太上感应篇》的吴老太爷，未能抵挡住灯红酒绿和“光、热、力”的综合刺激，很快一命归西了。
　　
　　对更多抱持着对远方、异地与别处向往的青年人来说，上海故事，就是他们心中的未来故事或理想故事。只是这样的理想与未来，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并未呈现出多少光亮或温暖。倒是丁玲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作为左翼文学家的上海叙事，提供了一个时代文本的佐证，似乎也在清末以来的海派文学的名义上，开掘出另一片文学天地。这一天地原本是对之前的海派文学的背弃与反叛，是朝着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未来的向往与努力，但读者还是从中读到了与上海终究脱不了干系的某种牵连。
　　
　　事实上，从上海开埠伊始，对于这座城市的文学书写亦就开始了。作为海派文化的一种类型或一种构成，海派文学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写实、想象、虚构等，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并生成与时代风气、城市生活、个体遭际、精神审美历程相互交集又相互渗透的不同类型或者不同传统的文学，其中渗透和贯穿着本土文化、外来文化、江南文化、红色文化诸多要素之间的碰撞组合，并在海派文学中留下各自的存在痕迹以及组合之后的文本形态，表现出海派文化朝向现代的努力和姿态。（作者：段怀清，原载解放日报，2023年6月）